未成年人保护还要更“上心”

在防沉迷的设计上，大部分网络游戏依然存在漏洞。 本报记者 周伟摄

6月3日这天，17岁少年阿健的心情像搭上了过山车一般，经历了大起大落。白天，开开心心跟同学一起打球；运动之后，去饭馆聚餐，顺道点上几瓶啤酒；晚上，20时许，在母亲的催促下与同学告别，用网约车App叫了辆车回家。如果，他没有喝醉，没有吐在出租车上的话，偷偷喝酒的事儿或许会被发现，但可能只会被父母批评两句便就此揭过。但是，在离家还有不到200米的路上，他因为醉酒吐在车里，还因此被司机讹了500元钱……

看了这段简短的描述，可能有读者会问，这不过是一个孩子醉酒打车的“小事儿”，纠纷中涉及的金额仅500元，值得关注吗？但是，细心的读者也应该从中发现不少问题，比如：阿健作为未成年人，是怎么在饭馆买到酒的？在他独自打车的过程中，司机知道他是未成年人吗？如果知道，出现了纠纷可以直接跟未成年人解决吗？

阿健不到一天的行程，暴露出了诸多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隐患。转眼又到暑期，脱离了学校的管理，孩子们开启了多彩的假期生活，家长又要面临哪些令人头疼的问题？

网约车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灰色地带

阿健的遭遇最终如何解决的？阿健父母表示，他们已报警，并举报该名网约车司机存在敲诈勒索行为。

阿健的父亲向记者详述了当天的情况：当天下午阿健跟同学打球之后一起聚餐，随后乘网约车回家。软件显示，孩子20时53分在时代奥城附近上车。因醉酒他很快在车上睡着了，醒来时，网约车距居住的小区大概200多米，随后孩子吐在了车后排的地垫上，此时是21时10分左右。“孩子告诉我们，车开到目的地之后，司机要求他赔偿500元作为洗车费和更换脚垫的费用。当时阿健的微信上只余300元零钱，全部转给了司机。那名司机表示，必须是500元，就算跟同学借钱也好，一定要把200元补上才会放孩子离开。本来弄脏了汽车，相应的赔偿无可厚非，车就停在小区外，孩子没钱了完全可以找家长解决，不让孩子走而逼着孩子给钱就没有道理了。”阿健爸爸气愤地表示。不仅如此，在查看行车路线后，他们发现司机在孩子酒醉的情况下还故意绕行了一大段路程。

因此，在报警的同时，阿健的家人还向该网约车公司投诉了这名司机。“我们之所以给孩子安装这款软件，是因为它有一个‘青少年保护计划’。未成年人实名登记后乘车，必须填写紧急联系人的电话，同时平台会向司机提示乘客为未成年人。我认为这是为了保证在出现特殊情况时平台和司机能联系到家长。可这名司机是怎么做的呢？这项服务的意义又在哪儿？”

作为代理律师，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伊兵告诉记者，虽然这起纠纷涉及的金额不大，但是情节恶劣。“尤其是在调看道路监控后发现，司机通过打开的前后车门和旁侧车辆对当事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压迫空间，且司机在明知乘客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实施上述行为。我认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受理了该起案件”。

“青少年保护计划”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服务呢？能发挥什么作用呢？记者向该网约车公司客服咨询时，得到如下回复：“年龄超过16岁未满18岁的乘客，在实名登记后，必须设置紧急联系人才能独自乘车，以便乘车人的亲友与平台一起关注出行状况，随时给予必要的帮助。此外，平台还会给乘客匹配服务评价更高的司机，增强对乘客的安全提醒和引导，同时加强对行程异常停留、路线偏移等情况的监控和干预。”至于紧急联系人的作用，则是在绑定手机号后，平台会以短信的形式自动分享当前行程，点开链接就能查看行程路线情况。客服表示司机上岗前有专门培训，至于具体涉及哪些培训内容，则因为自己是乘客端的客服，对具体培训的内容并不了解。

2019年推出这项服务之前，该网约车公司曾面向社会进行了“未成年人能否独自乘坐网约车”的调查，引发了不小的讨论。支持的家长认为，十六七岁已经是可以独立外出的年纪，既然可以单独乘坐出租车，为什么不能单独乘坐网约车？反对的家长则认为，未成年人防范意识、自我保护能力、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较弱，不应独自乘坐网约车，而且即便平台安全再完备也防不住临时起意的犯罪。最后在参与投票讨论的42万人中，有57%的参与者投了赞成票。

目前对于未成年人能否乘坐网约车，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条款，记者随机拨打了几个网约车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调查，发现各个网约车平台在对未成年人乘车的要求上，也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

如今面对投诉，该网约车公司给出的答复是对涉事司机做降低信用等级处理。阿健的家人对此并不认可：“我们希望平台与这名司机解除合同，显然这样的人不适合继续提供公共服务。”对此，伊兵律师表示，为未成年人提供网约车服务，关键在于驾驶员的素质和法律意识的提升，企业尤其要加强对驾驶员的普法教育。“一定要让驾驶员知道，某些行为因为实施对象是未成年人，性质会发生质的变化，相应的处罚和量刑也严重得多，进而起到震慑和约束的作用。”

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是治理难题

这场纠纷，引发网约车如何确保未成年人出行安全的思考；但要追根究底，还是“酒精”惹的祸。

“眼看着孩子醉醺醺地回家，做家长的肯定是又着急又心疼。”阿健的父亲对记者说，“一顿批评教育之下，孩子也怕了，战战兢兢地坦白，这次聚会5个同学喝了20瓶啤酒！听到这个数量，我们更是后怕。”聚会的5个孩子没有一个人超过18岁，而店家在售酒的时候也没有查验过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20瓶啤酒就这么简简单单到了孩子的餐桌上。为此阿健的父亲向南开区市场监管委举报了这家饭店向未成年人售酒的行为。“并不是说因为孩子吃了亏，我就要让造成这个结果的所有人和单位都吃苦头。作为家长，我自认为对孩子管教很严，即使如此，还是堵不住这些潜在的风险。我希望至少能通过举报提起商家的注意，规范商家的行为。“阿健的父亲表示。

为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国家对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的行为早有“禁令”。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证件。对于违法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的，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相关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可以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2006年实施的商务部《酒类流通管理办法》明确要求，“酒类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类商品，并应在经营场所明确标识”，违反者最高罚款2000元。

条款明确清晰，为何仍有商家罔顾“禁令”以身试法呢？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烟酒超市和餐馆，商家表示这条禁令他们确有了解，但对具体的处罚条例不清楚，而且该规定执行起来也有苦衷。“现在孩子发育得这么快，谁能分得出客人是不是已满18周岁，因此被罚就很冤。”“我们只是商家，如果要求消费者出示身份证，对方不配合，我能怎么办？”

对此，伊兵律师表示，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的行为时有发生，主要还是因为商家的违法成本低。“其实面对消费者不配合出示身份证的情况，商家只要坚持不能证明自己为成年人就不向对方售卖烟酒的原则，就可以解决。但是面对摆在眼前的利益，还是有商家抱有侥幸心理，毕竟‘东窗事发’的只是少数。”

当然，面对记者的追问，一位便利店店主如此反问：“未成年人禁酒也不能全把责任推给商户吧？家长在这边跟我们强调社会责任，反过头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就拿根筷子蘸上几滴酒往孩子的嘴边送，那又该怪谁？”

“对于未成年人饮酒的问题，家庭教育责无旁贷。关键是要从观念上正确认识未成年人饮酒这一现象。”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段威表示，虽然有些人觉得“蘸酒”是老传统，但《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放任、唆使未成年人饮酒。如今，家长拿筷子“蘸酒”逗孩子的行为确实违反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处于特殊的身体发育阶段，其饮酒、酗酒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不仅如此，未成年人酒后冲动滋事的危害更大。禁止未成年人饮酒，不仅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旨在传递正确的社交价值观。”

段威表示，在织密法网的同时，还须强化监管，更要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的合力，方能让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发挥作用。

“青少年模式”难防网络沉迷

短暂的复课之后，又至暑假。对于一些家长来说，与孩子的“斗智斗勇”又开始了——那就是如何防止“神兽”沉迷网络。

苏女士和先生在同一个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平时上班都很忙，上五年级的儿子浩浩主要由爷爷奶奶照看。对于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态度，他们夫妇一直非常坚决：多重加密、严防死守。平日严禁游戏，节假日每天不超过1小时。“我感觉自己已经把孩子管得够严的了，没想到前不久浩浩一位同学的妈妈私信我，让我从后台看看孩子的软件使用时间。这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苏女士又气又急地对记者说。

今年因为学校长期线上授课，浩浩直接住在了奶奶家。“要上网课就不得不把手机和iPad交到孩子的手上。为了防止他偷偷玩游戏，我还特意给相关软件设置了屏幕使用时间。结果他不仅试出了解开屏幕使用时间的密码，还偷偷用爷爷的手机注册了新的游戏账号。”苏女士越说越来气，“直到他偷玩成功，得意忘形地跑去给好朋友传授经验时，才被对方的妈妈发现，赶紧告诉了我。”细细察看下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浩浩把微信里的500元零花钱花了个七七八八，大多都用在了游戏充值上。

近两年，因未成年人充值游戏而引发的诉讼常常见诸媒体，像苏女士这样全方面严防死守尚且难堵漏洞，也难怪家长叫苦不迭。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了《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情况报告》，报告显示，自2018年9月建院以来，该法院共受理了76件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其中57起为充值打赏类案件。“这一数字很说明问题。” 天津益建律师事务所主任安竹告诉记者，“目前基于未成年人在家庭使用电子数码设备的场景增加，相应的因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诉讼也在增多。就我们事务所来说，进行相关法律咨询的客户也呈上升趋势。”

其实，近几年围绕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问题，多部门都有动作。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中规定，未成年人在游戏、直播平台充值，未获得家长认可的，平台应该退还相关款项。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就网络平台对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时段、时长、付费情况都做了详细规定。“但是具体进入维权环节时，仍然存在举证难点——父母难以提供证据证明在消费过程中是未成年人充值，这里需要排除家长充值或打赏之后反悔，却以孩子的名义要求退款的可能性。”安竹进一步解释说。

“若想从根源上解决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问题，网络平台、网络主播、家庭都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段威表示，“首先，网络平台应高度重视未成年权益保护，对充值打赏等行为设置严格的人脸识别、人工审核等验证方式，确保实名制落到实处；其次，网络主播亦应严格依照《网络主播行为规范》规范自己的行为；再次，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尽到监护职责，如果存在监护不当等过错，则需要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同时，妥善设置手机的支付方式，保管好支付密码，督促孩子合理利用互联网，建立对网络世界的正确认知，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记者手记：

未成年人保护涉及的议题方方面面，今天记者选取的只是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几个场景。从中我们看到，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层面、企业层面，都在不断探索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以适应时代的变迁。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一些未成年人保护举措也面临着有政策难执行、甚至“形式大于内容”的尴尬。未成年人保护不应该只是企业吸引客户的“噱头”，或是躲避惩罚的“盾牌”，而应该真正走到未成年人身边，切实筑起守护他们的防线。（津云新闻编辑刘颖）

责任编辑：wb001

文章来源：http://edu.72177.com/2022/0714/458170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