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余年 8代传承 “样式雷”前世今生(图)

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首期节目首件出场的国宝——故宫博物院的“样式雷建筑烫样”吸引不少关注，而讲述“样式雷建筑烫样”“今生故事”的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王其亨教授团队，更是让天津观众眼前一亮。世家传承二百余年的清代皇家建筑设计雷姓世家，参与设计了众多皇家建筑，留下一系列建筑图纸、烫样。王其亨带着他的团队，钻研“样式雷”图档三十六年，至今“干掉了”1万多件图档。当然，在“样式雷”图档中，还藏着雷氏家族上下八代和皇家建筑设计的前尘往事。

上梁封官

赏了七品官和钦工处掌案

年过六旬参与圆明园工程

时隔一年，《国家宝藏》第二季回归，首期节目第一个出场的国宝来自故宫博物院，不是玉器瓷器不是字画，而是古代设计师施工之前制作的建筑模型——“样式雷建筑烫样”，多少有点出乎意料。

提“样式雷”，大概很多人会“一脸蒙”，但如果提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北海、避暑山庄等一系列华夏历史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应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些古建在施工前的建筑模型，也就是所谓供皇帝御览的“烫样”，正是出自清代“样式雷”家族的设计和制作。

在节目中参与讲述的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副教授张龙解释，雷家是作为“样子匠”，供职皇家建筑设计专门机构“样式房”，相当长的时间里担当“掌案”统领设计事务，“样式雷”不能算是今天意义上的工匠，“和现在的建筑设计院类似，是专门做设计的。”也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中产阶级，靠画图、做模型的手艺、技术生活。

根据现有的文献材料，关于雷氏家族最早的记录能追溯到明末清初，“推测当时雷家是在南京做一些和小木装修相关的工作。”同样在节目中讲述“样式雷”“今生故事”的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师何蓓洁介绍，雷家到达北京的确切时间据现有文献记载是在康熙二十二年，自此开始参与皇家建筑工程。

拉开“样式雷”建筑世家帷幕的是雷金玉。雷金玉当年在皇家工程中立了功，康熙赏了他一个七品官和内务府总理钦工处掌案，这在史料中都有确切记载。皇上之所以赏官，何蓓洁表示，文献上并没有具体讲到雷家做了多大的贡献，“只提到‘上梁封官’，上梁是古代建筑工程中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可能在这个仪式中雷金玉立下了功劳，当时康熙很高兴，所以把他叫来，面对面交谈后很喜欢他，于是给了钦工处掌案的官职。有些细节很可能是后世演绎的故事吧，我们的研究中并没有看到这么详细的文献记载。”

雍正即位后开始大规模修建圆明园，那时已年过六旬的雷金玉被任命为圆明园样式房掌案，也就是现在的总设计师，“从圆明园开始，雷家设计方面的记录在文献中的确写得比较清楚，不过圆明园工程很大，是不是只有雷金玉一人，不好说，确定的是他肯定参与了，而且做了样式房的掌案。”

雷氏三子

不一定都是原始设计

更多参与了后期工程

关于“样式雷”家族有个“清朝设计界铁三角”之说，指的正是雷金玉的孙辈，雷家玺、雷家玮、雷家瑞三兄弟。何蓓洁解释，三兄弟时期大概是指乾隆后期到嘉庆朝，“乾隆初期，雷金玉去世后雷家在设计上其实是有点断代的，因为他是在70岁才生的雷声澂，一直到这个孩子成年以后才接续上。”

“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香山、玉泉山……从这些留下的图中可以知道，他们曾经参与过，但不是最初的设计者，因为和园子本身建设时间比对会发现，他们参与的应该更多是一些增建、改建等后期工程，换句话说，乾隆朝规模最大的建设活动的时候，雷家可能没有人在样式房，毕竟他们父辈的时候有过断代。”做历史研究，有时候受限于材料，如果材料没有明确记载往往很难讲清楚是或不是。何蓓洁指出，园林在使用过程中其实是一直在修的，“而陵寝有个特点：一个皇帝一个陵，修完就是修完了。”

陵寝设计

驻扎工地还得协助管理

细枝末节也有详实记录

据现存图纸来看，嘉庆的昌陵应该是“样式雷”家族的第一个陵寝设计，由三兄弟中的雷家玺设计。同治的惠陵、慈禧慈安的定东陵、咸丰的定陵……何蓓洁直言，晚清陵寝设计大量工程档案都保留下来了，也因此雷家在设计皇家陵寝方面的记载确实非常详尽。包括熬夜等工作状态，和大臣、皇帝之间的关系，如何去做施工设计等等，甚至还原到他们当时每一天在工程中都干了些什么。

皇室陵寝设计是件挺辛苦的差事，从前期选址到设计，再到设计后制作烫样给皇帝看，皇帝同意后“样式雷”参与现场施工，就连后期种树也要画图标示得清清楚楚，“打比方，一旦在河北开工了，他们会长年驻扎在工地，随着工程的进展，一方面处理各种施工中的问题，一方面有时也要协助大臣做工程管理方面的工作。”有的官员有经验有的则完全不懂，遇到技术上的问题常需要询问“样式雷”，以便了解工程进展情况。

太后东陵

外观一致内分高低

慈禧太后“小心机”

关于慈安慈禧陵寝的设计，其中还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有意思的细节。

“我们能从《随工日记》中看到，当时‘样式雷’设计了非常多的方案。”何蓓洁解释，毕竟是两位太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安排这二人的陵寝，‘样式雷’家族参考之前的陵寝设计，出过许多不同版本的方案。当时大臣们对于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也比较敏感，还非常明确地交代样式房制作烫样时务必保证两边一模一样，“不要分高下，也是为了平衡两个太后之间的关系。”

慈安去世前，两个陵都已建好。慈禧去世在后，她后来则将建好的陵寝内部做了重新修缮，“所以两个陵寝从外面看是一样的，但里面用的材料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包括用的大理石这些材料的品质、地宫里面的雕刻等，慈禧都比慈安的陵寝更好。”

有资料总结，定陵可以说是“样式雷”家族第六代雷思起很得意的一件作品，当时他也因建陵有功，被钦封五品职衔。“雷家最高荣耀也是在同光时期——重修圆明园的时候。当时同治和慈禧本身也很看重这件事，当面诏见过雷思起和他的儿子雷廷昌，赏了蟒袍，享二品顶戴。”

断代立功

成就后代收集整理图档

或与“火烧圆明园”有关

“样式雷”图纸、烫样能够保存至今，应该说雷家第五代雷景修有不小功劳。父亲雷家玺去世时，雷景修不过22岁，当时掌案职位先是给了另外一家人，“直到掌案去世，雷景修才又重新当上了掌案。”没几年就遇上1860年火烧圆明园，何蓓洁提到，当时大规模园林宫殿建造纷纷停下脚步，雷景修失业。

而雷景修依然在那时做了几件相当重要的工作。“一个是修家谱，一个是修家族墓地，还有就是收集图档。”何蓓洁分析，当时雷景修之所以收集图纸，很有可能和1860年火烧圆明园不无关系，“他们家以前在海淀，当时火烧圆明园是连着海淀镇一起烧的，雷家的宅子也在其中，之前家里可能存了一部分图纸，一下都没了。”或许正因如此，雷景修重新搜集图纸，现今保存下来的“样式雷”图纸绝大部分是在咸丰以后，同治光绪时期居多。

定东陵地宫样（烫样表现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颐和园佛香阁立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文昌阁及治镜阁立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上：天津行宫地盘样图

下：天津行宫立样图

右：天津行宫立样图局部

（美国康奈尔大学东方图书馆藏）

可能来津

河北窑洼的行宫设计

鲜为人知的海光寺机器局

天津著名民俗文史学者王和平曾经做过研究，在“样式雷”家族参与的设计当中，还有过两段和天津息息相关的历史。

当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准备乘火车到天津巡幸阅兵，并指明要临幸海光寺和海防公所两处，具体时间确定在1898年10月19日。直隶总督荣禄听闻此事，按照上谕中的要求，对天津的两处行宫地点进行考察，认为海防公所条件稍好一些，最终选择此处作为慈禧和光绪歇息的行宫。设计方案就提供给了样式房。

“负责设计这个行宫的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样式雷’。”王和平介绍，接到任务的“样式雷”抓紧设计出太后行宫和皇帝行宫两处，“后面还有御花园，其中湖泊、假山、花卉应有尽有。”行宫选址就在当年的天津河北窑洼，老直隶总督衙门以北的海防公所。不过由于戊戌政变的提前来临，这处行宫最终未能使用。

另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是，雷家还曾参与过清末北方第一座兵工厂“天津海光寺机器局”的设计，“这是目前发现的‘样式雷图档’中唯一的一座近代工业建筑的图纸。”何蓓洁认为，如此推测“样式雷”当时应该来过天津。

同治六年（1867），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购办的化铁炉、蒸汽机和铣床等设备安置于海光寺周围的新建厂房内，作为天津军火机器局分局，称为“西局”。醇亲王于光绪十二年到津视察海防时，曾记录过西局子建成后生产时的情形：“局有八厂，共屋百余间，环于海光寺外，匠徒七百余人……皆能仿制。”王和平表示，对照“样式雷”设计图，可看到海光寺机器局工厂区由八个分厂组成，各厂房跨度很大。与建成后照片对比可以看出，海光寺机器局各分厂的格局与地盘样是基本一致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后样式房职务消失，传承八代的“样式雷”家族从此退出这片历史舞台。迫于生计，雷家后人开始变卖“样式雷图档”。上个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得以辗转收集到现存的绝大多数“样式雷建筑烫样”，于是有了今天《国家宝藏》中来自故宫的推荐。

能把几十年的研究心得搬到荧幕之上，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其亨觉得未尝不是件好事，本是学术性极强的研究工作，能利用现代媒体呈现给大众，引起社会对“样式雷”的重视，也是他们当初答应摄录的重要原因。在《国家宝藏》之外，围绕“样式雷图档”研究、测绘工作这几十年的背后故事，不是舞台上仅仅十几二十分钟能说得尽的。“现在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何蓓洁坦言，“样式雷图档”研究或者说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研究，在未来依然有大量工作要继续。

没少经历磨合改本

“煽情”起码能引发重视

出现在《国家宝藏》节目中的“样式雷建筑烫样”，王菲是守护人固然吸睛，对于天津观众来说，这件国宝的“今生故事”讲述者更有特别意义——王其亨教授带领的“样式雷”研究团队恰恰来自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这期节目中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样式雷建筑烫样”、李白草书《上阳台帖》、清乾隆年制金瓯永固杯三件国宝，“样式雷建筑烫样”原本排在第三个出场，“结果第一次剪完出来，导演们都公认：‘样式雷’最特别，于是调到了第一个。”

在张龙看来，“样式雷”之所以给整个节目开头，正是因为它非常容易和老百姓建立起关联，“说‘样式雷’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一提故宫、颐和园、天坛等等，大家都有直观认知，全国有谁不知道？再切入这些当年的设计模型‘烫样’，马上就拉近了国宝和公众的距离。”

源于故宫博物院的推荐，王其亨带着团队和研究了三十六年的心得登上《国家宝藏》的舞台，不过在此之前的种种磨合在所难免。“刚开始，他们有一个想法，我们有一个想法，完全对不上，王老师第一次和导演差点火了。”张龙透露，是在后来的接触中导演慢慢了解到王其亨的脾气，王其亨也发现了导演的才能，“互相认可吧，当然这其中也改了很多次文本，毕竟要从专业化的语言，转换到大众都能理解的程度，偶尔觉得改偏了我们再拉回来，就这样来回磨，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文本，语言基本上比较通俗易懂。”让老百姓知道什么是“样式雷”，知道中国古代建筑是有设计的、有自己一套理论和方法的，张龙说从播出效果来看，这个目标算是达到了。

“这里面有故宫对‘样式雷’烫样的认识，也有摄制团队的配合。严格讲，90年代以来和影视传媒的合作，这是最优秀最愉快的一次，他们很尊重我们这边的意见。”王其亨直言不讳，节目中一些“煽情”元素，起码能引起社会对“样式雷”这个资源的重视，这也是他们当初愿意接受摄录的原因之一，“毕竟学术性极强，比如那个平格图，通过双方磨合，导演组那边自己做了动画三维图，要是挂个展板估计谁都看不懂，所以有些东西通过现代媒体，通过视频、语言文字来讲述还是有必要的。”

故宫图档多用于研究

见证养心殿内装演变

故宫博物院之所以能够推荐“样式雷建筑烫样”，也源于现今所知的雷家烫样绝大多数都由故宫保管收藏。

“当然收藏过程挺曲折，不是直接留在了宫里。”何蓓洁介绍，后来迫于生计，雷家后人开始变卖“样式雷图档”，一支卖给了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一支卖给了当时的私立大学——中法大学。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故宫办古建筑展览，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将烫样交给了故宫，由于院系调整的中法大学也在那时将收藏的图纸和烫样交给故宫，“加上故宫本身也保存了一些留在宫里的图档，整个汇总起来就是现在故宫收藏的‘样式雷图档’。”

有关故宫方面的“样式雷图档”现在留下的多为一些室内的内檐装修图，而故宫建筑室内又几乎保存得比较好，修复工作并不繁杂，通常不需要大的重建项目，图档在这里更多用在研究领域，“比如某个殿现在留下来是这样的，但历史上可能并非如此，这时候就会用到‘样式雷图档’。”

何蓓洁以养心殿为例，养心殿东暖阁现在留下的格局和历史上就有出入，“从乾隆以后就一直在变，毕竟作为皇帝在宫里的居住地，每个皇帝登基后都会按照自己的喜好、要求，对养心殿的东暖阁做或多或少的改造，因此这个宫殿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到最后两宫垂帘才成为今天的样子。”古建历史演变过程的研究成果，最终可向大众展示，帮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古建筑，“而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

1983年王其亨教授（左一）于河北易县清西陵测绘现场

排云殿建筑群测绘现场授课

宝云阁角亭屋面测量

佛香阁北宫门测量

静心斋漪澜堂东所小园

北海复原“样式雷”特给力

相较而言，颐和园后期修缮工作，尤其是北海复原工作，都在更大程度上依托了“样式雷”图档的帮助。

“‘样式雷’图档的作用在北海修复过程中的确体现得更多。”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张凤梧主要参与了北海的复原工作，他特别指出，北海的“样式雷”图纸虽不是特别多，不过基本上每个景点都有所涉及，“王老师2006年做北海保护规划的时候就用到了‘样式雷’图纸，那时候基本就把北海的历史变迁通过图纸梳理出来了。”依照“样式雷”图纸，他们还将当时北海已被毁掉的万佛楼和大佛殿两个建筑群做了一个相对详细或者说接近准确的复原。

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张凤梧总结，“样式雷”图档本身反映格局，除此之外在图面上还有一些记录的文字信息。“举个例子，我们当年在做静心斋修缮的时候，屋面瓦的样式不太一样。”那时他们找过很多图片作佐证都不太充分，后来是从三张静心斋的“样式雷”图纸中，找到一张同治时期重修北海画的图，“里面恰好有段文字写到屋面的做法，这样依据就相对充分了。”也正基于此，静心斋原有的格局得以恢复。

去年天大团队还帮北海公园做了漪澜堂的研究保护展示规划项目。张凤梧回忆，幸好当时找到四五张“样式雷”图纸，“也是同治光绪朝雷家勘察漪澜堂时画的一些图纸，都是纪实的现场勘查图和修缮方案图。”节目中王其亨看的烫样正是北海漪澜堂，其格局恰好和图纸是吻合的。张凤梧表示，“样式雷”图纸和烫样在漪澜堂复原中的作用，很明显说明了它在恢复历史格局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样式雷”图档中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园子，“叫东所，也在北海。”张凤梧说很多相关研究专家或许从未留意过这个小巧的园子，但是“东所”应该说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乾隆朝的造园手法，和静心斋、画舫斋，包括颐和园的谐趣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的图和烫样也都在。原本王老师也希望能在节目中呈现出来，最后还是舍弃了。”

是否“独创”无从考证

受尊重但还不算“御用”

王其亨为“样式雷”研究整整跑了三十六年，发现了大量资源，他在节目中说：“我这几十年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失掉的话语权找回来、不了解的设计理念和方法找回来，把中国人的古建筑的尊严找回来。”

建筑专家说过：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的确，这次节目中也提到，目前中国六分之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均打上了“样式雷”的烙印。

“其实这只是一个概述，如果从研究角度来看，说是纯粹意义上的设计还不够准确，比如紫禁城是明代就建成的，他们家可能参与的是清代的一些改建或是修复等工作。”张凤梧这几天在网上也看到有网友评论：太庙、十三陵明明是明代的建筑，怎么说是“样式雷”的设计？“这个多少有些误解，现在能见到的很多‘样式雷’图都是维修时候的图，所以我们从来没说过这些建筑都是‘样式雷’家族平地起的设计，而是‘样式雷’曾主持或参与设计的一些新建以及修缮等改造工程。”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样式雷”家族在这个行业肯定属于佼佼者，何蓓洁提及，特别是在晚清时期，皇帝、王爷都比较信任雷家，“‘样式雷’是得到皇帝和大臣尊重的，但整个行业的社会地位在那时没那么高。”

解读“样式雷”家族的社会地位和设计，在何蓓洁看来都是不可和时代背景脱节的，“哪些是他们家的独创，由于现在并没有一个比较的对象，所以也很难判断。比如现在有一个‘样式郭’或‘样式李’也留下图了，我们可以比对来看。”

因此用“皇帝御用”“烫样绝活”这样的概念来形容“样式雷”，或许同样不够准确。“皇家御用”听来像是世袭的概念，何蓓洁在节目中也谈到，事实上“样式雷”家族并非世袭，而是因为在样式房行业的出色表现，才为雷氏家族赢得了“样式雷”的称号，“样式房掌案这个职位，一直以来都是充满竞争的，只有能者才能居之。”设计方案被皇帝通过后，“样式雷”家族会按照1：100或1：200的比例制作建筑模型，再进呈内廷，供皇帝审定。“制作烫样的技术也用在其他领域，就技术本身而言，没什么太特别，只是后来逐渐有了新的技术，老技术被替换掉了。”

对此张龙的理解是，烫样作为工程中的一部分，本身不是艺术品，它的目的是为让主管大臣、皇帝看明白，继而接受。就文物的三大价值而言，烫样的核心在于历史价值，“也能体现一定的科学、技术价值。”

测绘像福尔摩斯探案

“干掉”1万多件只是开头

实物和文献以及图档的互校或者说比较，被何蓓洁称为解读“样式雷”图档的方法。而图纸并非大家想象中拿来就知道作何用途，“对于档案文献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工作就是断代或者说图纸鉴定，包括绘制年代、作者、画的是什么、干什么用……要解答这些问题，弄清楚这些图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工作，王老师这几十年，包括带着我们做的工作也就是让这些图纸变成可以被解读的对象。”

有实物对照、有档案文献帮助了解以前做过的工作，测绘过程用王其亨的话说，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天大读硕士研究生的王其亨开始投入清代皇家陵寝的研究。白天去测绘，晚上在东陵、西陵抄档案，到1987年，他将陵寝图最后一张理出来、编成目，复印了五套，“其中给国家图书馆留了一套。”那时候王其亨说过一句话：“出门被撞死我不后悔，因为这个图可以被解读了。”选择“样式雷”研究，也是王其亨1982年底在东陵、西陵测绘之后发现的资源。

节目中王其亨提到，走遍全国各地进行实地测绘工作，他带着团队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总共解决了13000件“样式雷”图档，包含图纸和烫样。“我们现在扫描出的图档大概在1万出头，还有大概3000多件没有看到过。故宫保存的烫样占了81具。”到现在为止，北海、太庙、社稷坛、天坛、沈阳故宫、清东陵、清西陵、明十三陵……王其亨说，除极个别建筑，北京的明清皇家建筑基本上全部完成了测绘工作。“我们的清代皇家建筑测绘，光颐和园数字化图纸就4000多件。这是研究的基础，如果统计下来，是好几千位老师学生的投入。”

之所以要进行测绘比对，何蓓洁解释，是因为很多图纸要跟留下的建筑实物比对后，才知道图纸画的是哪儿、是设计方案图还是最终建成图。“测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中国古代遗产的记录，而遗产保护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就是记录，没有记录，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也没有依据。”看来很基础的工作，仍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王其亨更爱用“干掉”这个词来形容这个过程。可目前也只是“开了口”而已，“1万多张图纸里面包含的智慧之源，谁敢讲都掌握了？没有看够，不能下结论，何况烫样还有流失的，比如有的就在德国国家博物馆。”

“爬房上梁”天大建筑系传统

挨过摔吃过苦万幸无大事

在解读图档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测绘”，是天大成立建筑系时就留下的传统，王其亨笑言自己是利用了这个传统优势，从80年代“忽悠”了一帮学生来测绘。1984年留校，从此他开始了带学生“爬房上梁”的研究过程。

从传统的皮尺等测绘设备，到如今先进的三维扫描、摄影测量等技术，获取古建数据技术不断进步，但王其亨始终认为，现代仪器设备再先进，人工永远有着机器替代不了的精度——因此“爬房上梁”，常是测绘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很自豪的一点，由此以来中国应该没有人比我爬房爬得更多。”

绝大部分测绘项目都是王其亨张罗、控制质量，这其中的危险多少存在。王其亨还记得，当初他在甘肃张掖测过一个塔，全高50多米，当地安排架子挺大，结果搭了一半搭不上去，不敢再搭，“我在工地上干过十年，最后是我带着学生弄上去的。”

带学生测绘，首要是保证学生安全，因此天大建筑学院还有个传统——“爬房上梁”都是老师先行，“过去都是我第一个上，把绳子都系牢了，让学生上到半中间再系绳子，老天眷顾，几乎没发生过大的事故。”大事没有，不过王其亨也摔过，“有一次在丛林照相，我爬到一个火烧掉的配件上，本来是想选择一个好的角度，结果啪地摔下来，跟《丁丁历险记》一样，感觉一圈圈又是星星又是灯泡的，晕了半天，气喘过来，相机还没用就摔坏了。还有一次我是差点从57米高的一个塔摔下来，被脚手架拦住了……万幸没有更严重的，大概老天也觉得我还有需要继续做的工作。我们很多老师都一样有这种使命感。”

张龙开玩笑说，测绘是给天大建筑系学生精神和肉体都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项体验，“全国高校建筑学院中能在测绘现场坚持半个月的似乎没有吧，基本上都是三五天，最多到十天，大部分都不爬房子不上梁，也就拍拍照、挑杆拉几个尺寸就走了，或者三维工作室一扫拿回去照点一画……”

张凤梧也对当时带学生去北海漪澜堂测绘印象深刻。三十几个人住在北海里面，“那时候为了在北京省钱，我们就住在人家办公室里，没空调没电扇，洗澡就一个淋浴喷头，三十几个人晚上轮班洗，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学生们倒是都挺能忍挺能坚持的，这就是天大的传统。”（津云新闻编辑曲璐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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