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体育资源推开高校大门 更学生化的全运冠军

9月6日，江杰华、高泽、马靖惟、王煜4名清华学生代表“京鲁队”在全运会4×100米接力预赛中，以39秒00的成绩排名预赛第二晋级，成绩仅次于吴智强、梁劲生、林任铿和张培萌组成的京浙鄂粤队。赛后，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这是‘清华制造’的又一典型案例。”

“学生军跑出39秒，我们还挺满意的。”在预赛后，高泽谈及将与国家男子接力队成员的同场竞技，“要想超越他们会很难，但我们争取突破39秒，如果接棒足够完美，我们就有能力突破39秒，就有能力和他们竞争。”高泽表情自信而轻松。

戴着眼镜狂奔的1%

“戴眼镜会不会影响比赛？”没有意外，郭钟泽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还没回答，汗水就识趣地绕过镜框和鼻梁“黏”在一起的部分，“跑起来，它真的不会掉。”

同样算不上意外的还有夺冠。9月3日，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郭钟泽代表上海队获得全运会男子400米冠军，近几年，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北大男生在国内比赛男子400米项目上屡屡摘金，冠军几乎无一旁落。这次公布成绩时，他下意识地用手抬了抬眼镜“看仔细”，“当时怀疑自己看错了。”21岁，他在400米中跑出了45秒14的全国纪录，而此前的纪录还是16年前，由徐自宙在东亚运动会上创造的45秒25。

郭钟泽的出现总让人想起清华大学的“眼镜侠”胡凯，外界对他们在对抗速度过程中眼镜如何安放的问题从未间断，就像始终好奇他们怎么在学习和训练之间找到平衡一样。眼镜，被大众下意识地当成了象牙塔的“标识”，在田径场上仍会招来一些好奇目光，尽管，大学生运动员和专业赛场相互之间早就不陌生了。

1987年，原国家教委和原国家体委在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这是“体教结合”迈出的第一步。按照两委的规划，“体教结合”就是要建立一个除体育系统培养运动员渠道之外，以教育系统为主体的体育人才培养体系。但体教之间的罅隙让这个体系中培养的竞技体育人才因“业余身份”无法直接参与一些高端竞赛，为解决学生参赛及学校训练保障等问题，清华和北大开始了和各省市专业队合作的尝试。

“让学生在各个省市注册，代表他们参加全运会，注册后会给我们提供训练经费、医疗保障等多方面的支持。”刘波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清华率先作了尝试，“大概在1997年出现了第一批学生运动员。”

与之并行的还有“运动员学生”，即最初身份是运动员，在体育系统内训练成长，取得好的成绩后进入大学，这就使得孙杨、谢震业等明星运动员可以在结束全运会赛程后赴杭州参加全国学生运动会的角逐。

“总体来看，全运会上涌现越来越多大学生是体教结合30年的效果在显现。”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认为，无论是“运动员大学生”还是“大学生运动员”，当下的运动会已经越来越能体现体教双方“互相开门”的态度。只是，现在还是把目光集中在大学生运动员上，“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不得超过主管部门核定的本校年度招生计划总数的1%”，所以真正能像郭钟泽、王宇一样达到国家队水平的大学生还是凤毛麟角，刘波说，“虽然人才数量在不断增长，但具有很高竞技水平的学生仍是个别，这只能看作体教结合的初步成果。”

“体育圈”之外有更精彩的朋友圈

上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提出过“业余赶专业”的口号，刘波强调，“指的是用业余身份赶上专业运动员的成绩，真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进行专业的训练。”可专业运动员必不可少的营养、伤病恢复、医疗保证等保障体系，都是高校体育的短板。

尽管在增强软硬件设施、引进国家队教练等方面的努力下，学生运动员成绩有所提升，可这些“福利”只能算是有益的补充，“一星期多发3张洗澡票。”提起学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主席毛振明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透露，即便是大学生的冠军队伍，学校也很难给更多支持，“尤其团体项目，很难成体系”，毛振明回忆起10年前，学校的篮球、足球、橄榄球3支队伍“一年经费约1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高水平的体育人才就是“冒”，“出一个是一个”。

在郭钟泽破纪录夺冠的同一天，28岁的赵婧代表上海队在女子1500米的比赛中实现卫冕。这位复旦大学自主培养的学生运动员，即将成为一名大学体育教师，对她而言，下午上完课3点20分就去训练场，有时候训练完了就饿着肚子去上课的生活已成过去。

“未来的趋势是高校化，虽然正儿八经在学校里面练挺难的。”赵婧曾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年在学校奋斗时和在体工队待遇完全不同，“在食堂打十几块钱的饭，营养就那样，但在体工队就有不错的饮食保障。另外，有了伤病，进校医院就说你不能跑了，给你开请假条吧，但在体工队的队医眼中，这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会很专业地帮你放松，高校很难有那么强大的专业团队支持。”

从复旦到莘庄基地治疗的经历，让赵婧回想起来还有些“痛苦”，“倒三次地铁还要坐公交，再走路，单程两小时，往返4小时，消耗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可她仍留恋学校，“复旦出类拔萃的学生很多，文化上不能冒尖，体育就成为我闪光的平台”，“我和普通的学生同吃同住，复旦给了我更广的朋友圈，不像在体工队，圈子很窄，有时候会感到很孤单。课余时间我和同学一起去咖啡店看书、看电影、唱卡拉OK，这样的生活是很多运动员都向往的。”

“只要自己作好准备，大学生运动员也可以加入最高水平的竞赛平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大三学生张宁一直代表学校打CUBA联赛，本届全运会，他被辽宁队选中参赛，“全运会上很多队友和对手都是参加过奥运会的，作为学生，这样的机会对我今后的篮球生涯非常有价值。”张宁很明确自己的目标，“我要打球，但必须把基础的学业搞好”，所以在每天的课程和训练后，他会主动加练，这种徘徊在学业与训练之间的忙碌让他偶尔觉得很“燃”，“这种日子挺忙的挺累的，但如果这个年龄不忙不累那就不正常了”。

优质体育资源渴望推开高校大门

相对正渴望机会的张宁，已经经历过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王宇却走到了运动生涯的十字路口——在成为本届全运会男子跳高卫冕冠军后，这位清华大学研二的学生需要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能否继续。

2米27，这是王宇留在本届全运会跳高场上的成绩，写论文、落实工作、准备毕业才是王宇全运会后的头等大事。“他想留在田管中心工作，只有应届毕业生才有北京户口，离开‘应届’就没戏了。”教练王嘉陵也为王宇的前途操心，“如果工作落实后还有机会专心训练，冲2米33、2米35还是有一定可能的。”

在王嘉陵看来，高校在体育人才的招生上具有优势，但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毕业很可能等同于运动生涯结束”，不少学生为了继续运动生涯，选择读完本科继续读研究生，但学生的身份注定他们的运动寿命短于专业选手，“最终还是要落到就业上。”

可对于更适合年轻人参加的跳高以及一部分田径项目来说，“高校是非常好的平台，只是对于运动员今后的发展，需要更职业化的操作。美国的大学生参加学生运动会有年数限制，到时限后只能参加职业队比赛，这是要为职业生涯创造空间，因为进入到更高的阶段，对医疗、饮食、药检等各方面的保障要求更高，学校没有条件支撑。”

“篮球项目在这个问题上好很多。”刘波说，一些职业化程度较高的项目，正在打开从高校到联赛的通道：一些本科毕业后去打职业赛的学生，清华会为其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但职业化程度高的项目集体项目较多，这对高校的保障能力再次提出挑战，“而且职业队体系成熟，想走这条路的孩子会选择俱乐部梯队，高校招生通常对田径、射击等个人项目吸引力较大。”

“高校有科研和人才优势，但缺乏资金和教练。同时，学生运动员可参加的赛事数量有限，大多数高校运动员努力到最后只能参加大运会，竞技水平只能维持在大运会的层次上。”毛振明表示，要让高校能输送更多有质量的体育人才，目光要放得更加长远，从现在一些高校运动员的竞技水平看，“只要有相应的培养机制和必要的条件，大学里完全可以训练出最高水平的运动员。”

相对合理的线路图是将双轨制慢慢推向并轨制，比如“举办更多的大学生联赛，招生制度在一定阶段放开，让教练员逐步走进学校，给转岗的教练以体育教师的名分，等等。”

中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路径的规划，并不是新的话题，而正处于激烈改革进程中的中国体育，也想知道如果高校能够打开一扇允许优质体育教育资源进入的大门，将会生产出多少美妙的励志故事。

责任编辑：wb001

文章来源：http://sports.72177.com/2017/0908/434870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