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辽中院:一起“执行难”案的台前幕后

记者 李漠   薛京

 

       “老赖擅自出售被法院查封的价值数亿财物，甚至暴力抗法，法院竟听之任之！”2015年4月，记者接到一封来自内蒙古通辽霍林郭勒市的投诉信，信中向媒体披露了一起匪夷所思的“拒不执行法院裁定”案件。

 

       在中央高压反腐的大背景下，且时值“两高一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打击“老赖”的非常时期，真的还会有如此恶性抗执事件发生？信中所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

 

       4月9日，记者赶赴事发地，进行实地采访调查。

 

       合伙“合”来债务纠纷

 

       事件投诉人是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华兴煤炭公司（原名为霍林郭勒市宝兴煤矿，后改此名，下简称“华兴公司”）股东代表张栋国、吕继恒，他们向记者讲述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这是由于他们和西乌珠穆沁旗意隆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意隆公司”）的合作而引来的一场官司。

 

       “要说清我们与意隆公司的债务纠纷，就得从8年前讲起。”面容憔悴的张栋国在接受采访时说。

 

       “2006年，意隆公司因资金缺乏，就找到我们公司要求合作开矿，经协商双方签订了《合伙开采西乌珠穆沁旗意隆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包尔呼舒高布露天煤矿协议书》，协议约定我们投入相应资金，取得双方合作开采区域的煤炭的一定比例的所有权。”张栋国说罢，就把《合伙开采西乌珠穆沁旗意隆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包尔呼舒高布露天煤矿协议书》递给了记者。

 

       “后来，双方还签订了2个补充协议。在2010年8月11日签订的最后一个补充协议中约定，将属于我们的煤炭一次性承包给意隆公司开采，他们向我们交纳承包费。”张栋国手指补充协议告诉记者：“可是，此补充协议签订后，他们就没有按协议约定履行承包费的给付义务，在多次催要无果的情况下，我们起诉至通辽中院，要求其给付已经到期的承包费、滞纳金共计4859.32万元。”

 

通辽中院作出的调解书

 

       “2011年11月，在庭审进入调解阶段时，意隆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耿某代表意隆公司与我们达成了调解协议，中院随后作出了（2011）通民初字第71号《民事调解书》。”满面愁容的吕继恒手持《民事调解书》告诉记者：“在我公司放弃对3000余万元违约金和滞纳金进行追讨的情况下，他们同意还清尾欠款，按季度交纳承包费。但他们再次失信了。到了2012年4月，他们给付了尾欠款后便不再给付约定的承包费。”

 

       张栋国告诉记者，鉴于意隆公司一再“出尔反尔”， 2012年5月和2013年8月，华兴公司两次向通辽中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

   

       官司赢了，台前“拒不执行” 

 

       官司赢了，对方具备偿还能力但拒不执行，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按理说，接下来的执行应该顺理成章了。

 

       但事情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般简单顺利。

 

       股东代表吕继恒对记者陈述了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令人错愕的事。

 

       “中院查封了意隆公司矿区的煤炭，但该公司置国法于不顾，擅自将被查封的总价高达2亿多元的煤炭非法转移、出售！” “对意隆公司的这种违法行为，我们多次向中院反映，但相关责任人和违法企业却均未受任何法律追究，他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终于到了暴力抗法的程度！”吕继恒越说越激动，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2014年12月18日，通辽中院执行局副局长张健、秦燕来到意隆公司，他们发现了该公司电脑中有售卖已查封煤炭的相关数据，就准备扣押电脑主机，但他们遭到了一二十人的暴力抗法，有人从张健的怀里抢走了电脑主机。在张健他们准备乘车离开时，又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中被围困了数小时。”吕继恒说，即便是这样，通辽中院也没有对意隆公司的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任何措施。

 

       高院督办拘老赖，中院幕后“软处理”

 

       华兴公司无奈走上了“越级”维权的道路。

  “华兴煤炭公司”的宋矿长向记者反映情况 

 

       去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两会期间，华兴公司股东代表来到首府呼和浩特反映情况，在人大的干预下，自治区高院对此案进行了督办，建议对拒执者采取拘留措施。

 

       高院督办令系2015年初下达，但直到2015年2月13日，通辽中院才做出了对被执行人——意隆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耿某的拘留决定，但却迟迟不采取行动。

 

       期间华兴公司代表多次找法院问询，法院称“找不到人”。

 

       既然法院找不到人，那么华兴公司就准备自己找。

 

       2015年3月23日，他们终于发现了耿的行踪。于是立即向办案人员报告，耿终于被抓获。 

 

       “我们本以为，终于快熬出头了，但耿仅仅在法院坐了两个小时左右就被放走了！” 吕继恒告诉记者：“我们非常愤慨，却无可奈何！”

 

       “下矿执法”难在哪儿

 

       记者不解地问：“法院放人的理由是什么？”

 

       股东代表张栋国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他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没人为其撑伞，可能吗？！”

 

       他接着告诉记者，据知情人士说，耿某出了法院大门，即对人扬言：领导一句话，法院的判决就是一张废纸。

 

       更令他们愤慨的还在后面。华兴公司认为，以一个中院的执法能力，对付一个区区老赖，应该有很多简单的执法方式解决问题，但他们就是无动于衷。

 

       记者问华兴代表：可否举例说明，你们所言的“简单执法方式”？

 

       张栋国：“最简单的执法方式，就是下矿执法。”

 

       那么中院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张栋国告诉记者，鉴于意隆公司一再盗卖法院查封的煤炭，他们强烈要求中院出面制止，自治区高院也提出了下矿执法建议，中院承办人也准备下矿执法，但却遭到中院某院领导的干预，迟迟难行。

 

       就这样，被执行人非法行为持续进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的侵害被恶性扩大。

 

       “到现在，被查封的煤炭早已卖光了，而我们却分文未得，甚至连他们盗卖煤炭的钱款去了哪里，都不知道。”

 

       说罢，张栋国长叹了一口气。

 

       中院执行局副局长：确存“行政干预司法” 

 

       为了进一步核实当事人反映的情况，4月10日上午，记者来到了通辽中院。

 

        4月10日，记者来到通辽中院，看见墙壁上的电视正在播放反映该院执行局工作成绩的电视片。

图为局长包树海（中）副局长俄君生（右一）接受采访照片的翻拍照。

 

       通过门卫，记者与中院政治部取得了联系。

 

       政治部办公人员让记者在一楼等待。

 

       记者在一楼苦等半小时，仍无人理会。于是就直奔三楼寻找相关负责人。连敲几个房门均无应答，只好继续前行，继续敲门。

 

       终于，一个房间传来了“请进”的话语：房间内两位同志正在办公。 他们就是执行局副局长张健和秦燕，正是本案承办人。

 

       记者向两位副局长说明来意。随后便向他们求证华兴公司所反映的情况。

 

       两位副局长向记者证实，这起执行案确实遭到被执行人恶性抗拒，法院承办人甚至遭到了意隆公司的“暴力抗法”。

 

       “我们出示了证件，说明了意图，他们不配合，我们查看电脑，他们上来很多人，把主机抢走了。”关于被围困的情况，秦燕副局长说：“矿上的一辆工程车，直接堵在了我们执法车的前面。这是出矿山唯一的道路。我们从下午3点多一直被围困到晚上7点多。”

 

       记者问：查封物品被其私自售卖，你们还遭到了暴力抗法，你们向中院领导汇报了吗？

 

       秦燕副局长答：当时电话向局领导汇报了。

 

       记者追问：中院采取了哪些措施呢？自2014年11月到2015年3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开展了针对“老赖”的打击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进一步措施吗？

 

       在记者的追问下，秦副局长躲躲闪闪地说：“当时我们就跟领导请示汇报了……那个……我就不便说了，也请你们能体谅一下吧。”

 

       记者继续问：3月23日，把耿某带到法院后，听说2个小时左右就放了？

 

       秦燕副局长：有这么个过程，我们查耿某在外地，他回来后，申请执行人提供了信息，我们把他带回了法院。领导找他谈了大概2个多小时，他走了。

 

       记者追问：私自售卖被查封的物资，还有暴力抗法的问题，2个小时就放人正常吗？

 

       秦燕副局长答：如履行债务，当然可以放人。

 

       记者问：他履行了吗？

 

       秦燕副局长答：没有。这个案子自从第二次执行到现在，除了我们扣的700万元，他自己从未履行过。在执行中，他曾反复要求跟对方和解，和解工作我们做了多次，每次他都承诺的很好，之后就变了。

 

       记者问：对于这种恶性抗拒执行者，法院就没有办法了吗？

 

       秦燕副局长答：对他采取了拘留措施，法律上还有拒执罪。不是没有办法的，还是可以往前推进的。

 

       记者问：中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了呢？

 

       秦燕副局长答：前段时间采取了拘留措施，本周二审委会通过了按照涉嫌拒执罪移送公安机关的决定。

  

       记者问：耿是否被列为是失信人员黑名单？

 

       秦燕副局长答：列了。

 

       记者问：自从3月23日，耿被拘留又放了之后，再没有采取拘留措施吗？

 

       秦燕副局长答：是的。这个案子对我们执行人员来说，压力挺大的，我做执行工作时间不是很长，张副局长搞了20年执行工作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老赖”。

 

       张健副局长听罢同事此言，也不免露出一脸无奈的苦笑。

 

       记者问：张副局长，你们的无奈，是对被执行人、还是对本中院，抑或对相关法律而发？

 

       张健副局长答：国家法律治他这种“老赖”，规定相当严格，像他这种“老赖”，毫无争议，但你不去严格执行啊。

 

       记者追问：有行政干预司法的问题存在？

 

       张健副局长答：这东西明摆着的，到现在为止，问题大到了这个程度。他暴力抗法，而且对生效的法律文书有能力履行，拒不执行。

 

       秦燕副局长插话说：执行中，我们去了无数次。

 

       记者问两位局长：那么，被执行人涉嫌犯罪卷宗移交公安机关后，中院是不是对该案就不执行了？

 

       张健副局长答：移交针对的是耿某涉嫌拒执罪，民事部分该怎么执行还得怎么执行。

 

       记者问：张副局长，你做了20年的执行工作，遭到暴力抗法后，嫌疑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对此你怎么评价？

 

       张健副局长答：这个只能说是无奈吧。因为对耿采取任何措施，需要领导批准。

 

       记者追问：你说的领导是执行局的领导，还是院领导？

 

       张健副局长答：相关领导。

 

       被执行人，相关领导均无应答

 

       就华兴公司一方和通辽中院执行局办案人员的说法，记者于4月13日下午2时10分和15分许，两次拨通了被执行人耿某的手机，旨在倾听他的解释和说明，但均无人接听。

 

       耿的电话号码，为中院执行局办案人员提供，他们告诉我他们就是拨打此号码与耿联系的。

 

       4月14日截稿前，记者第三次打通了耿某的电话，依然无人接听。随后拨打了通辽中院分管执行的副院长李凤玉和执行局长包树海的手机，同样无人接听。此前，记者已经拨打了他们的电话，意在进一步了解核实相关情况，但电话始终无应答。

 

       最高院：反干预执行行动   剑指“人为执行难”

 

       显然，这起并不复杂的执行案，遭遇了“人为执行难”。

 

       为了加大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者”的打击力度,我国新出台的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增加了“拒执罪”，关于此罪的司法解释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情形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然而，在这起执行案中，本以震慑“老赖”为目的“拒执罪”也遭遇了“执行难”，这无论对法律文本还是执法者本身，似乎都是一种讽刺。

 

       4月14日下午，就在记者进行采访的同时，“转变执行作风、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活动中期督查工作情况通报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在会上强调，要集中开展“一打三反”专项行动，即开展打击“拒执罪”、反规避执行、反干预执行、反消极执行等专项行动，重拳出击，各个击破，推动以系统化方式解决执行难、执行乱问题，形成科学有效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第一巡回法庭庭长刘贵祥在分会场讲话：要进一步加大信用惩戒力度,积极扩大信用惩戒措施适用范围,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公开曝光,对失信被执行人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促使其主动履行义务。

 

       那么，对于人为制造“执行难”的相关责任人如何处理呢？

 

       正如江必新院长在会议上所强调的,要根据《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的要求,开展反干预执行行动,违反规定干预、插手、过问具体案件的,办案人员要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要强化案件督办工作和法院之间的横向协作,狠抓反消极执行行动,对消极执行中的违法违纪人员,要进行责任追究。

 

       目前，依法惩治“老赖”的各类专项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紧锣密鼓地展开。关于本起执行案的进展情况，记者将持续关注，跟踪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