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的海外朋友圈：似乎都有“融入”血泪史

杨卓旭(前排)在澳洲高中时筹办中国春节晚会时场景。 资料照片

“在春节，我更能感受到留学生的乡愁。今天上课时有人开着电脑，屏幕上是静音模式的春晚现场直播；明天有期中考，后天有大作业，但刚刚过去的除夕夜，大家还是聚在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当地时间大年初一凌晨2时多，刚刚参加完春节聚会的美国东北大学建筑专业大一学生杨卓旭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同道合、身份(价)对等，往往是中国人衡量“朋友之所以成为朋友”的两个参考纬度，前者侧重内部精神世界的交流，后者从外部物质标准上进行评估。与其他海外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的海外朋友圈更偏爱“自己人”。

这不仅仅是这个春节。

似乎每一位留学生，都有一段有关“融入”的血泪史

在澳洲、美国都有留学经历的杨卓旭很能理解这一切。

杨是去年到的美国，此前，她在澳洲读了两年高中。虽然目前的她，已没有很多人所说的“融入”障碍，但她坦言，身边的同学大多两种情况：要么付出很大的努力去融入，要么索性完全没想过要融入。

杨卓旭在澳洲读高中时，也很有融入愿望。她先在一个公立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发现学校土生土长的澳洲人不多，还花了很大的力气转学到北悉尼富人区的私立高中——Wenona School(温烙那中学，音译)。在那个崇尚精英教育、中国学生寥寥无几的寄宿学校，她开始从细微处真正见识到所谓的文化差异。

“中国人的内衣喜欢手洗，但西方人的习惯是统统混在一起送洗烘干。一名中国女同学因为将手洗内衣挂在宿舍晾晒，被澳洲女同学拍下来放到Facebook上……”有段时间，这名中国女同学甚至因为无法化解这种差异而休学了一阵。

“有一阵寄宿学校的洗碗机坏了，涂完洗洁精的盘子，我总要多冲几次，但当地同学觉得不用冲洗干净，因为残留的泡沫晾干后自然就没有了。”杨卓旭后来了解到，澳洲气候比较干，缺水，虽然悉尼当地不缺水，但很多澳洲人都很珍惜用水。

所以，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些做铺垫，到美国时，杨卓旭在社交上已经很自在，也没有了在澳洲时那种急迫地想要融入的感觉。但她的中国朋友们常常会向她诉苦：和外国同学无法深入交流，“聊着聊着就没有话题了”。

语言是一个方面，很多人觉得仅因为语言，就能让融入变成一件有负担的事情。“英文不好，聊不深入，偶尔老外没听清楚让重复一下问题，中国人就更害怕交流了。”

其次则是文化上的不理解。“我觉得这种理解甚至可以细到眼神交流的方式、对答的固定句式、身体距离的远近以及肢体动作等。”杨举例说，中国学生要咖啡大多会说“I want to have a cup of coffee(我要一杯咖啡)”，而其实当地人更习惯的表达是“Could/May I have ……please?(请问我可以要一杯咖啡吗)”——“老外说话总是会说 please (请)”。

“我在澳洲的时候被问是不是澳洲人，在新加坡被问过是不是新加坡人或美国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熟悉、自己偏爱的方式。”老外眼神比较真诚，交流中会微笑，会大笑，遇事经常说谢谢，他们会在这些方式中去衡量这个人和自己是不是一样。

当然，在杨的感受中，与澳洲相比，美国有更大的包容度，所以大家对融入感并没那么在乎，很多人也可以觉得没必要刻意去和谁亲近、融入。“美国对种族歧视是更为敏感的。”

不过理解上的差异还是每天都会遇到。“我所在的建筑专业因为要在同一个工作室熬夜、做模型，同学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有时候我充当的是一个翻译者的角色，‘翻译’美国同学和中国同学间的不同点。”

一 名“ABC”(American-born Chinese，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同学问杨卓旭，A在工作室向她借了一块做模型要用的纸板，这是她自己购买的，A对她很友好，但却没有还，为什么？杨告诉她：“中国人习惯互相帮忙，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同学之间确实可能不还，或者不一定还你一块纸板，而是以后以其它方式来报答你。”“ABC”摇着头表示不可思议。

融而不入，也许这就是最合适中国留学生的状态

当然，很多事情在这一刻变成了顺其自然，但在上一刻还是一种选择。

完全可以选择。比如，在美国，不少中国学生觉得美国人有派对文化，会试着去融入，但实际上，他们一般去了两次就不想去了。“派对上大家会喝酒，喝完酒，陌生人也可以亲吻……这样的派对包括一些美国人自己也不喜欢，所以兴趣不同，也不用强求。”

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芝加哥大学 Harris公共政策学院攻读硕士的唐末非常认可一种“融而不入”的状态：可以与国外学生和平相处、愉快交往，却并不一味模仿、参照他们的方式生活、娱乐。“也许这就是最合适中国留学生的生活状态。”

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杨紫告诉记者，坊间流传一个“3S定理”：study(学习)、sleep(睡觉)、social(社交)，三者只能取其二。“我在美国读书的时间不算长，学业压力又很大，每天都要熬到凌晨，应该属于舍social取study和sleep的，所以基本没什么社交。”但她觉得并不存在什么“社交障碍”，因为“能跟学院里的中国学生交流”。

当然，也有不少留学生个体，他的本心是想融入当地社会的，但作出的选择往往与此相违背。比如，哈佛学生黄洁举了一个例子，哈佛提供“勤工俭学”机会，有舒适体面、薪资较低的图书管理工作，也有时薪最高、但不体面的“扫厕所”工作，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或者亚裔学生会选择前者。而她选择扫厕所后发现，作出同样选择的学生几乎都是欧美裔的，且其中不乏企业家的后代，原来他们也算“经济账”。

虽然而今毕业已经好几年，但黄洁依旧觉得，扫厕所时收获的友谊颇为珍贵，“连厕所都一起扫了，还有什么不能一起分享的？！这不失为一种融入的方式。”

杨卓旭也觉得，思维的差异会在选择中体现。很多中国学生在选择留学专业和学期的自选课程时，往往倾向于选择能突出自己优势的单项。“有时候也不是自己的想法，父母、老师会给这类建议。”

也有一些同学，因为出国留学的学制比较短，他们考虑到融入的难度，以及毕业后会回到国内发展，索性不做尝试。教育部发布的《2014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统计资料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就业——2013年，我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5.35万人，是同期出国留学人数的85.41%，中国迎来了留学生“最大回国潮”。

此外，facebook、微信等工具的使用，也对中国留学生的社交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它让很多人生活在一种“虽然相隔很远，但还在一起的错觉中”。在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的常明就说，他有时间更愿意在微信上找国内的同学聊天。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副校长怀特(Paul White)曾表示，在大学校园里取缔“同乡会”将成为“社会融合加速器”。但要实现却挺难，因为本国学生聚在一起有不少好处，而且也不止中国学生偏爱这一选择。

郭予谙是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的研究生。大三的时候，她曾经前往韩国仁荷大学参加过暑期交换项目，大四又在日本东北大学交换了近一年。拥有丰富海外求学经历的她，深知中国留学生在外喜欢“抱团”，于是在前往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读硕士前，还特意提醒自己要多跟当地人接触。到了荷兰，学校为了让大家尽快熟稔起来，特地举办了一个素质拓展，郭予谙还有意与中国学生保持距离。

但没有持续多久。荷兰不是东亚国家，文化上的差异和新环境的不适应让郭予谙很快动摇了，她又开始和中国学生接触，很自然地走进了社交“舒适区”。在她看来，只要够开朗，语言过关，和外国人一起讨论作业、吃饭、运动、郊游等浅层次的社交并非难事。“只是当你自认为融进去的时候，突然的一件小事又可以推翻你的想象，让你瞬间清醒：其实你根本就在圈外。”比如他们谈论党派选举、政客投票的时候，郭予谙说自己根本插不上嘴。“要想在文化选择或观念上与他们趋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种不在意、不刻意，是中国学生日益国际化的表现

无论生活中的中国留学生做什么样的尝试，在农历新年的节点，他们通常选择用传统的方式来度过。虽然正是美国大学考试的时候，但积极备考并不妨碍营造春节气氛。

已经从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的研究生陈福说，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的印象很深刻。除夕夜，和几个室友一起做饭，另一个同院系的中国学生因为室友外出落单也被邀参加。在陈福家里，大家喝了很多酒。落单的同学非常感激陈福和室友的收留，在饭桌上说了一堆祝酒词。随后大家感叹留学生活的不易，微醺的状态和感性的言语刺激了陈福的神经，他开始大哭，最后所有的人都哭成了一团。

唐末所在的芝加哥大学，中国留学生每年都会春节联欢，唐末也会去凑热闹。或者，叫上好友在家里做饭，顶着时差看中国春晚，和朋友们一起吐槽。“那个时候看春晚，有一种‘特别顺眼’的感觉，甚至频频有泪点。”

学哲学的常明一直把“吃”当作海外过春节时，排解孤独和思乡之情最好的办法。他犹记得在国外的第一个春节，望着空空的盘子，一股强烈的孤独感袭来，但他并不太愿意把这些情绪跟家里说。于是试着从哲学层面分析：“美国人更崇尚个人自由，他们与同学间并不建立强联系，那些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自信或者所谓的‘自我中心’，和他们更擅长克服孤独不无关系。”也有中国留学生，把春晚做成了一次融合。杨卓旭在澳洲私立高中，成功组织了一次全校中国春节晚会。

她先和宿舍管理的老师沟通了想法，巧的是，这个澳洲老师的父母曾经在重庆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妈妈还曾在重庆大学教过历史，于是她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杨又去和厨师长沟通，得到一个爽快的答复：“让我们一起来实现吧。”

往常，同学们吃饭是分食制，那天厨师们在杨卓旭的指导下做了中式糕点，所有的菜肴也是装在大盆子里，放在桌子中间，让大家一起夹着吃。她记得自己还给到场所有的人准备了一杯绿茶。“当天正副校长都来了，我的春节晚会还启发了校方，之后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主题活动，比如拉丁文化主题，墨西哥主题等。”

因为这个春节晚会，杨卓旭在高三毕业时还得了Wenona School(温烙那中学)的“促进多文化和种族和谐最大贡献奖”。在她之前，已经有四年没有颁发该奖项。

“这几天，在不同的场合，我有意识把这个选题和中外学生一起探讨。土生土长的美国犹太裔同学Gabe表示，中国学生看起来很安静，可一旦跟同样来自中国的学生在一起就超级活跃。美日混血儿同学Joric对此很能理解，人们会本能选择和自己有共同习惯和爱好的人一起玩。在上海和香港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同学Win 则说，中国学生相对比较害羞内敛，自认为语言一般而不愿交流，其实中国学生英语都很不错。班上那个黎巴嫩的女生，口音很重，但她交流起来完全不在乎。中国同学似乎在语言上对自己要求太高。”

当然，这几年中国学生在海外也有不少改变。

记者注意到，还有这样一个变化：参与讨论的中国学生觉得，虽然爱和中国同学交流，但自己并不觉得这是问题；还有同学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自己在交流中也并不区分对方是老外还是中国人。

龙应台在《干杯吧，托马斯·曼》中提到过眼神。有一个晚上在奥地利，她用德语朗读自己的作品后，听众中的一位中年德国妇女走向她：“您的眼神那么熟悉，就好像我们欧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长期在西方住过？”那时的龙应台，“美国住了近九年，欧洲快十年了”。所以，坐在讲台上的龙应台，能在不自觉中用欧洲人的眼神和台下观众对话。而步出演讲厅，当她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话，则用彼此熟悉的，不必向对方解释的辞汇和手势。临别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也没有握手。

杨卓旭认为：“那种不在意、不刻意，本身也是中国学生日益国际化的表现。”(尧遥 本报记者 谢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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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edu.72177.com/2015/0225/1929218.shtml